林树哲
　
　祖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就，其中尤以经济增长速度之快最为举世瞩目。但与此同时，无论是在经济建设中，还是在社会发展中，也积累了大量问题，酝酿着许多危机，其中公民道德水准下降，社会道德建设虚化、弱化，更是令人触目惊心。
　2005年，我国重大恶性事故频繁发生，特别是下半年爆炸声此起彼伏。据有关方面估计，2004年工伤事故超过13万人，2005年还将大大超过此数。安全生产问题，看起来是管理问题，但企业界都了解，管理问题实际上是企业文化问题，是经营理念、价值观念问题，也就是说，这类安全事故的根源，追究到经营管理者的道德层面并不为过。缺乏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的问题，企业界有，在其他领域也同样存在，如最近社会各界反映十分强烈的医疗费用昂贵问题。在不合理的体制之下，一些医院、一些医生完全不顾“治病救人”的崇高宗旨，趁人之危，惟利是图，玷污了白衣天使的光荣称号，有的甚至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。在学校，一些教师也把“阳光下最崇高的事业”置之脑后，把神圣的职业视为牟利的一种工具，甚至把学校当学店来办。一些政府机关官僚主义严重，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，对人民群众极为冷漠，甚至滥用权力，牟取私利。更可怕的是，冷漠已成为人际关系的一种常态，扩散到了社会各个方面，渗透到了家庭亲属之中，犹如马克思当年所说的：撕去了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的面纱。不少人越来越自私，失去了见义勇为的道德勇气，失去了正义是非的道德标准。在一些人那里，卖淫、剽窃、贪污、损公肥私等都变成了理所应当的事情，只要能得到名利，就是有本事有价值，什么贞洁、廉耻、风骨、气节、操守等，都变成了迂腐可笑的过时的东西。凡此种种，说明一个问题：道德建设已经到了不可再忽视、不可再拖延的地步了！可以断言，如果这种道德滑坡的趋势不扭转，它将会成为下一步经济发展的瓶颈，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障碍，更不用说实现和平崛起了。和平崛起是什么？用古人的话说就是近悦远来，这并不是单纯的经济或军事力量可以达到的，还必须拥有足以让人悦服的道德力量。试想一个国内社会道德滑坡的国家，怎么可能得到人们的尊重和悦服呢？
　中国社会目前正经历着重大转型的过程。地位的变迁，思想的迷惘，价值的混乱，道德的滑坡，是社会转型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。从这个角度上说确有无可奈何的一面。但是，许多国家也都经历过社会转型时期，为什么有的国家问题多些，有的国家问题少些呢？这就和政府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努力有关。
　首先是我们的思想道德工作存在着表面化、虚化、僵化的问题。一方面可以说，党和政府是非常重视道德建设的，早在改革开放之初，中央就要求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开展“五讲四美三热爱”活动，邓小平提出要培养“四有”新人，2001年中央还制订了《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》等。但看实际工作方面，就会觉得思想道德教育往往招数不多，落实更少，往往是满足于喊一些形式主义的口号，做一些轰轰烈烈的表面文章，不能切合实际有的放矢，不能与时俱进有所创新，而且工作尚未结束，成绩总结典型经验已经满天飞。实际效果如何？只要看看每年党报订阅都要用行政手段来推行，街边小摊上乱七八糟的书报却能不胫而走，就可以明白了。我们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基本上还是政治动员的模式，缺乏互动，也不生动，不考虑群众的接受能力，不能回答群众真正想了解的问题，这样的宣传教育，在大量的社会负面效应面前必然缺乏说服力和感染力，显得苍白无力，难以对广大群众发生作用，甚至于适得其反，引起某些逆反心理。
　其次是缺乏广泛认同的伦理道德规范。西方批评中国是个没有信仰的国家，虽然言过其实，但我认为闻者足戒。我们可以盘点一下我们的信仰。首先是马克思主义，它是法定的国家意识形态。在马列主义的共同信仰下，20世纪50年代国内曾建立起一种“革命同志式”的新型的道德观念，其积极、纯朴、热情的一面至今令人难忘。但随后的一连串极“左”的政治运动，搞乱了人们的思想，也破坏了马克思主义。现在如果问一下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规范？不要说一般群众，相信即使是理论工作者一时也难以讲清楚。其次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，虽然延续了几千年，在老百姓心中有根。但近百年来在反封建的口号下却不断地遭受批判。哪些是优秀的传统？哪些是真正的糟粕？人们根本不作区分，统统归之为“流毒”，扫地出门，玉石俱焚。特别是经过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残酷破坏，产生了文化的断层。近年来韩剧风靡中国，据我了解，许多人爱看的原因，除了受剧情和演员所吸引，更主要的是被剧中浓厚的传统伦理、道德、礼仪所倾倒，觉得比中国还中国。这真是孔夫子说的“礼失求诸野”了。由于传统道德规范的衰退，新的广泛认同的道德规范尚未形成，因此缺乏统一的是非对错标准，对于个人来说就缺乏明确的道德约束和善良指引，对于社会来说则难以形成强烈的道德氛围和舆论压力。这是导致社会思想迷惘、道德滑坡的一个主要原因。
　第三是缺乏各种社会力量的协同努力。政府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领导者、组织者，起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。但是仅仅依靠政府并不够，还需要各种社会组织、社会力量的协同努力。我们没有外国那样发达的社会团体来帮助进行公民的道德教育，主要的是靠家庭、学校和媒体。但是，中国家庭的教育功能正迅速衰落，“诗礼传家”的传统和向往早已成绝响，父母对独生子女“小皇帝”更多的是溺爱和放任。即使家长有心言传身教，也越来越苦于自身教育能力的不足，只能更多地依靠社会，让各级学校来承担所有方面的教育责任。但学校教育也广为人们诟病，特别是放松了学生的思想教育。在校园里不难看到许多分明是颓废、放纵的言行，却假借着个性、自由、开放的名义大行其道，是与非的界线越来越模糊。此外，我们也十分缺乏公民道德教育的社会组织。即使有若干这样的组织，也带着浓厚的衙门色彩，工作方法简单，评评奖，开开会，影响力相当有限。
　今年是“十一五”规划的头一年，也是中国发展的关键一年。我认为加强道德建设应成为“十一五”期间的重要工作之一。中央“十一五”规划建议提出：要“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，在全社会倡导爱国守法、明礼诚信、团结友善、勤俭自强、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”，“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”。把十六大以来中央确立的和谐发展方针，保持经济建设、政治建设、文化建设、社会建设持续发展的任务进一步具体化了。在所有这些方针、任务、要求、提法之中，都包含了公民道德的内容，包含了公民道德建设与其他建设同步协调发展的思想。
　应该说，方针是明确的。但从目前的社会情况和以往的经验看，我最担心的是这些方针、任务、要求、措施能否真正落实，结果能否符合所望？因此我粗浅地提出几点看法，以供参考。
　一、政府对公民道德建设一定要加强认识，加大力度，切实落实道德建设的各项要求。公民道德教育是政府的职责之一，一定要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干部的示范作用，这些作用必须加强而不是削弱。政府要认识到如果道德建设搞不好，社会问题丛生，经济建设最终也上不去，一定要把重建公民道德放到与发展经济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，真正改变当前道德建设虚化、弱化的状况。和经济建设相比，公民道德建设确实是“虚”的，因此在工作中经常出现认识到位、工作不到位的情况。为改变这种情况，政府一定要抓“实”，即也要和抓经济建设一样，做到领导决心坚实，规划安排务实，工作力量充实，配套措施切实，资源投入落实。此外，还要把这项工作作为政绩标准之一列入考核。不如此，虚化弱化的情况还是会难以避免。
　党员干部率先垂范也极为重要。我一直在想，干部除了政治立场坚定外，还应该具有哪些道德风范。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每个干部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君子，但我想至少应该具备“四个心”：一是要有心，即有事业心，有责任心，而不是尸位素餐，官僚主义；二是要用心，认真体察民情，研究社情，实事求是，认真投入，而不是主观主义，麻木不仁；三是要耐心，肯做深入细致的工作，而不是粗暴冒进，好大喜功；四是要有爱心，对事业要有爱，对群众要有爱，对企业要有爱，而不是冷漠冷血。每位干部如果都有这四个心，政风民风就一定可以根本好转，各项事业才可能顺利成功。
　二、要加强道德规范的建设。一个社会，一个时代都必须有一个主流的道德规范、道德核心，来约束人们的行为，凝聚社会的共识。这是不可忽略的一项工作。但目前这方面还相当薄弱。解决这个问题，我想先要厘清政治与道德、法律与道德、时代精神与传统道德的关系，避免用意识形态、政治教育、普法教育取代道德教育。其次道德规范要为人们广泛认同。在这方面，我还是极力主张要继承、弘扬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传统道德。这种主张决不是什么复古或倒退。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不绝的光辉历史，已足以证明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道德是优秀的、成功的。近代中华民族遭受挫折，有多方面原因，不能妄自菲薄，不能把当代人自身的问题全部推到老祖宗的身上。当然中华文化、传统道德也要与时俱进，与世界接轨，但这并不等于全盘否定。经过“文化大革命”后的反思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进步，我们已经可以用比较客观冷静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的遗产了。我们应该承认，传统文化是海内外全体中国人的共同道德基因，也是将来中华民族统一振兴的共同基础，是无法否定也不应否定的。在当代，经过韩国、新加坡等儒家文化圈的实践，也证明它能与当代社会经济的要求兼容，起到纯粹西方文化起不到的作用。传统文化里所包含的和谐理念，更可以作为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。因此，我认为应摒弃过去的种种错误说法，给传统道德以应有的地位。
　三、要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加强公民道德教育。每个国家、每个时代的社会风气、道德风貌，都是由那个时代全社会共同造成的。从这个角度可以说，每个人都对当代的公民道德